外牆防漏

　　□星期日周刊記者 顧 箏 李欣欣
　　電報曾經是一個牽動千家萬戶的的通訊方式。
　　對於電報，人們又期待，又緊張。收電報，手都會發抖。
　　“急人所急”，恐怕是許多電報工作者的心情，因此格外要求細心、準確，讓異地的人早些得到消息。
　　邵永生的工作是發國際電報，為了做好這個工作，他練就了一個特別的本事——懂得英語、法語、德語、意大利語等多國語言，幫助了訊息的中外流動。
　　為工作而去學習的人很多，但難免是為了應付單位的考核、競爭的壓力。而邵永生卻始終學得興緻勃勃、持之以恆。
　　這份終身學習的精神是哪裡來的？
　　發了那麼多年電報，他又觀察到了什麼？
　　本期服務上海三十年，拜訪原和平飯店電報局電報營業員邵永生。
　　會說英語、法語、德語的92號營業員
　　明華路上的小區內，門口保安對900多號房子里住著的一位“邵老師”可不陌生。
　　老先生80多歲了，人還很活絡，參加了多個老年合唱團體，時不時去唱唱法語、德語或俄羅斯歌曲。他說自己唱得不好，只是從小就喜歡唱歌，老了有時間了，就去學習學習。他還喜歡看報，自己家裡訂了好幾份報紙，萬一碰上哪一天郵遞員沒把報紙送來，他會去門衛那裡借閱當天的報紙，把新聞補上。
　　前幾天，邵老師在小區里散步的時候遇到一個外國人，他和她直接就用英文聊上了。得知對方來自法國的時候，“Bonjour（法語，你好）”就從他嘴裡脫口而出，然後兩人用法語聊了好一會兒。
　　稱邵永生為“老師”可一點都沒錯。從1960年開始，他做了28年的電報營業員，他最終是在教授國際電報通訊的教師崗位上退休的。和國際電報相關的工作，他做了34年。
　　“電報有100多年的歷史，我工作的那30年，應該是電報使用最繁忙的時期。”邵永生坐在沙發上回憶說。
　　他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年輕很多，人很隨和，但不大笑，偶爾笑起來，嘴角露出兩個酒窩。他穿著亮黃色的T恤，外面又套了一件馬夾，衣服上有零星的雨滴。採訪他那天時晴時雨，他騎著自行車到小區大門口等我們，把我們接到了他家。
　　這位老電報人1960年就入行了。“當時，我是複員軍人，被安排到上海郵電南京東路電報局營業處工作，就在和平飯店。和平飯店一樓到三樓都是我們電報局的，總共有1500多個職工呢，1958年是大躍進時期嘛，當時定下了一個目標：中國電報業要在15年內趕超英國。”
　　現在，電報局已經不復存在了。而當年這個和人們生活息息相關的地方，是什麼樣的？
　　邵永生在一樓營業大廳工作，直接面對進進出出的人。他用手比划了一下，“營業大廳的進深，大概3米多。整個寬度，有好幾十米。大廳的一邊，有四個工作人員，是受理電話的，當別人要來打國內或國際電話時，他們來協助處理。還有一邊全部就是電報業務，分三排，每一排有六個窗口。第一排是個人業務，老百姓來打電報，現金支付，後面兩排是單位交發的電報。”
　　邵永生被安排做國際業務，一開始他有點惶恐，學歷只到高中，工作中會不會應付不來？沒想到，過了幾年，他就開始在忙碌的電報營業大廳做出了“名氣”。
　　什麼名氣？這個“普通”的營業員，懂得好幾國外語呢。
　　那時電話還沒有普及，要緊急給異地的親戚朋友捎個信，電報幾乎是唯一的選擇。因此營業大廳總是忙忙碌碌的。而國際電報，也是上海和世界交往的一個重要渠道。
　　當時，外國人來到上海，一般就選擇住在和平飯店、上海大廈、錦江飯店、國際飯店這四家酒店，住在和平飯店的外國人要發電報回國，也會就近選擇樓下的電報局。除此以外，還有大量單位的電報，邵永生記得，每到中午，位於外灘附近的銀行都會拿來5、6百份電報要發送。還有很多做外貿生意的公司，也總會拿著很多份電報來。遇到一些重大事情發生，電報房的工作會比平日更加忙碌。“1972年尼克鬆訪華時，電報局增加了一個外賓室。我記得尼克鬆在上海停留沒有超過24小時，但我們的準備工作做了很多，那時大家在大廳的地上睡了兩夜。”
　　有時候，營業員收到一份電報，一看是德語寫的，要發往德國，就會往邵永生的方向一指，對客戶說：“去找那個胖子，92號。”邵永生笑了笑說：“那個時候我還挺胖的，我是92號營業員。”
　　有時受理電話業務的工作人員碰到法國客人，雙方沒法用英文溝通，就會找來邵永生，讓他用法語和客人解釋一下收費標準。
　　有時，客戶會特地來找92號營業員。一天早上，來了一個人，對著營業廳早班班長用手勢比划出了一個“9”和一個“2”，他是一名聾啞人。早班班長告訴他，92號營業員要到下午3點才來上班。等到邵永生上班的時候，聾啞客人已經等著了，他希望邵永生能幫他回一封信給法國殘疾人協會，感謝對方給他寄來的照片和紀念品。邵永生看著這事，有點為難：“我的工作是搞電報，寫信的事情我上班時間不能做，我利用業餘時間來做吧。明天10點你還是到這裡來等我，我今天晚上會把信寫好的，明天交給你。”聾啞客人非常高興，後來他特地寫了封表揚信感謝“92號營業員”。
　　星期日周刊記者（以下簡稱“星期日”）：邵老師，我們今天是因為“服務上海30年”這個欄目來採訪你的，你怎麼看這個？
　　邵永生：我在電報局工作，幹了整整28年。我當時是電報局的班長，我想要好好為人民服務，那一定得鑽研業務，得更懂業務。“為人民服務”可不是嘴上說說，一定得要有技術本領。所以我在28歲的時候學了俄語，在40歲的時候學法語，43歲的時候學德語，法語和德語都是通過廣播電臺學的。
　　星期日：你說得很好，只有業務好，才能很好地做好服務的工作。
　　邵永生：我學外語就是為了便於工作。那時很多外貿系統的公司都來我們營業大廳拍電報，比如工藝品進出口公司，紡織品進出口公司等等，到德國和法國的電報挺多的。還有一次，來了一個意大利人，說了一些話，大家都聽不懂。我就去問他，能不能說英語，他搖了搖頭，又問他會不會說法語，他還是不懂。我考慮了一下，意大利北部是靠近瑞士的，可能會講德語，所以我用德語問他，他還是搖搖頭。那麼這下我就蒙了。如果當時我就已經學了意大利語，那麼就能和他交流，知道他要辦什麼業務了。
　　記得我剛進電報局工作的時候，一下子做營業員，我覺得很困難，因為做營業員要直接面對客戶，要懂外語，又要會發報。有時候有一些問題我沒辦法處理，只能請教老同志，還好電報局的老同志英語水平都很高，因為以前考電報局是很嚴格的，有英語面試，不合格就不會被錄取。
　　剛工作的時候我不懂，不過我是這麼想的，不懂就要好好學習，學好了，有了真的本事，業務專業，才能做好服務。所以，我工作的幾十年，說起來都是在學習的。
　　星期日：當時在和平飯店的電報局裡，懂那麼多外語的，就你一個還是有很多？
　　邵永生：就我一個。
　　華盛頓經過列寧格勒是什麼意思？
　　邵永生1994年退休，那時候他感覺電報業務在數量上並沒有明顯下降。偌大的營業廳，一直忙忙碌碌。
　　作為電報營業員，邵永生要做的工作是，坐在一米多高的櫃臺後面，接過客戶遞來的電報內容，準確地在電報紙上打出地址和內容，然後把這張處理好的電報通過傳送帶傳送到後面工作間。再通過水管一樣粗的氣筒直接傳送到上面的電報房。
　　一天要處理幾千份電報，如果工作不認真，或是業務水平不夠，是很容易出紕漏的。有一次邵永生差點出了差錯，他接到一份電報，看到地址上寫著Washington，他想當然地以為是要發到WashingtonD.C.（華盛頓，美國首都），還好他又看了一遍完整的地址，看到有西雅圖，才知道正確的地址是WashingtonState（華盛頓州，其最大城市是西雅圖）。“西雅圖那裡有波音公司，如果我加上DC的話，那電報就打到美國白宮去了，而不是打到波音公司總部了，那就很危險了。”
　　邵永生回憶他工作的幾十年時光，很確定地說：“我沒犯過錯誤。現在我的腦子裡還放著全世界500多個地名，紐約、舊金山、莫斯科、多倫多、溫哥華，我可以用英文讀寫出來，而且不會有錯的。”老先生坐在沙發上，一個個地報出國外的地名，自信極了。
　　邵永生的目標可不只是工作沒有紕漏而已，他想把工作做得更好。1960年代中蘇關係破裂，很多和蘇聯人結婚的中國留學生要往俄羅斯發電報，俄語和英語有很大的差別，怎麼樣把俄語用英語的打字機打出來，又能讓俄羅斯人看懂，邵永生想解決這個問題。
　　他去四川路橋附近的一個衚衕里上俄語課。“不瞞你們說，一開始學俄語的有20多個人，最後只剩我一個。”邵永生說，那個時候學習也有“有利條件”，當時他們夫妻過著分居生活，他在上海，愛人在東北工作，沒有家庭負累的邵永生幾乎把工作之外的時間都用在學習上，他翻出了多年前的日記，可以看到泛黃的筆記本上摘錄著不同語言的資料，每天的日記也幾乎都寫著“早上起來看一會書……中午回來也睡不著，就堅持看一點外語……”，“今天早班，聽了一點外語就上班……”這樣的學習內容。學習是為了工作，學好了，工作更能得心應手，邵永生對此深有體會。
　　星期日：你花了很多時間在學習外語上，學習的動力來自於哪裡？
　　邵永生：記得剛進電報局的時候，我們局長在做報告的時候對我們這些複員軍人說：你們從部隊會來之後還要好好學習。他舉一個例子說，有一個複員軍人服務的時候，碰到一個外國人罵他：“Youareapig.（你是只豬）”他不懂，還點頭。
　　星期日：這個例子是真的？
　　邵永生：據說真有此事。局長說這個例子就是告訴我們，一定要懂很多，否則不光服務不好，可能還要丟人。所以那個時候我就去紅專學校專門又學英文，後來又跟著廣播電臺，專門學習法語和德語。我岳母文化大革命之後落實政策，分到了一些錢，她問我要什麼。我說：“媽媽，我什麼都不要，只要一個半導體收音機學外語。”後來岳母給了我20元錢，我花了14元買了一個江蘇南通無線電廠生產的半導體收音機，就是用它來學習法語和德語。
　　星期日：為什麼要學習法語和德語？
　　邵永生：為了更方便地工作，不像英語一個字有很多意思，法語是一個字一個意思，表達上更為準確，所以聯合國的文件標準以及一些地名都是用法語的。而且之前都德的《最後一課》給我很深的印象，裡面說法語是最美麗的語言，那我就很想學一學這門美麗的語言（邵永生用法語背誦了《最後一課》的最後一句話：法蘭西萬歲！）。
　　說到學德語，是因為那時我看到中國和德國的貿易漸漸增多，有很多發往漢堡、柏林等地的電報。有一點是很明確的，在這個工作上，知識面越廣，工作得越好。
　　星期日：你說學外語都是為了便於工作，那麼在你學了外語之後，服務做得是不是更好了？
　　邵永生：懂得多了，業務肯定就更方便了，對吧？外國人到和平飯店營業大廳來，要進得來，出得去，這樣，我的工作就算是完成了。如果他說一個事，你一聽三不知，那就不好了。那個時候，法國人來營業大廳打電話，打了之後告訴他多少錢，或者說一些別的什麼，那麼他們來到中國聽到有人能和他們說法語，是很開心的。有的人問我，這個電報什麼時候能到，那我也可以用法語告訴他，六小時之後到法國巴黎。
　　星期日：學了外語之後，可以和外賓很好地溝通？
　　邵永生：是的，可以更好地溝通。我能用他們國家的語言和他們溝通，他們是很開心的。
　　在學習了俄語、法語、德語，掌握了多門外語之後，邵永生在工作中還是發現了一個難題。有一次他看到一份電報要發送的地址，百思不得其解。地址是這樣的“WashingtonVIALeningradCo.，LtdMilano”邵永生想，華盛頓經過列寧格勒街道是什麼意思呢（英文中 via 是經過的意思），怎麼一會是美國的地方，一會又是俄羅斯的，然後又是意大利。
　　邵永生想了想，問題的關鍵可能出在這個via上，這是一封要發往意大利的電報，在意大利語中，via可能不是經過的意思。那麼它到底是什麼意思？
　　邵永生興起了學習意大利語的念頭。“那個時候是1978年，我打電話到意大利總工會，打電話到市政府外事組，他們告訴我，意大利語是小語種，在上海大概只有8個人懂。那我該找誰去學呢？後來我想到一個辦法，當時南京東路上有一家上海國際旅行社，二樓有一個科室是歐洲科，我直接跑過去，詢問歐洲科那邊有沒有人會說意大利語。還真巧了，那裡有一個30多歲的年輕人說他懂。然後我把來意和他說了，我說我是做電報工作的，工作中碰到一個via的字搞不懂是什麼意思，想請教他。”
　　邵永生就這樣碰到了他的意大利語老師，這個名叫朱裕華的年輕人不僅解釋了via的意思——在意大利語中，via是街道的意思，所以讓邵永生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其實是一個地址，“華盛頓街道，列寧格勒公司，米蘭”，類似“南京路，第一百貨商店，上海”的表達方式。他還答應教邵永生一些簡單的意大利語。
　　此後的三天，每天中午邵永生吃完飯就趕去上海國際旅行社，朱裕華特地整理出一些電報專業詞彙和句子，系統地教授，每天教他一小時。直到現在，邵永生還收藏著這本發黃的簡易“教材”，封面上寫著“92”，代表他的工作牌。
　　星期日：我們聽了，覺得挺有意思的，在1970年代，你就這樣貿然地找上門去，而他也願意教你，還為你專門整理了一本教材。
　　邵永生：反正就是求知識，也沒有什麼其它想法，也沒有什麼其它目的。
　　星期日：你就學了三小時的意大利語，感覺怎麼樣，難嗎？
　　邵永生：還可以。後來我就自學，通過意大利語和英語字典來學。
　　把在電報大廳過夜的男孩送到上海西站
　　2009年1月20日，這天剛巧是大寒，天冷得厲害，離除夕夜只有五天，黃昏時分，外灘的人們照舊形色匆匆、低頭趕路，很多人並沒有註意到，南京東路30號電信營業大廳的鐵門正徐徐關上。這刻起，上海僅存的兩個電報收發點只剩了延安東路電信營業大廳一個。
　　電報開始退出歷史舞臺的時間，比這要更早一些。
　　邵永生清楚地記得，1990年代中期，一種叫大哥大的通訊工具開始流行。從那時候開始，比他年輕的一些同事們陸陸續續離開電報房，有的調去了電信公司的其他部門，有的則乾脆改了行。
　　“1980年代末時，南方就開始有大哥大了，當時我到深圳去看望三十五年沒有見面的同學，吃飯的時候，他從包里拿出這麼大的一個大哥大，讓我打電話給愛人報個平安。”邵永生用手比划了一下，
　　“1990年代，上海也有大哥大了。最主要是FAX（傳真）的普及，就意味著電報要淘汰了。”
　　邵永生還記得，那些老同事的離開是從1996年開始發生的，而他退休那年，是1994年，恰逢電報時代落幕的前刻。邵永生服務的三十四年，正趕上了電報興盛的年代。
　　星期日：在電報還沒有普及的年代，電報承擔著傳遞信息的重要功能，那個時候，什麼樣的人要發電報呢？
　　邵永生：那個時候，上海有一大批知識青年，有的去了北大荒，有的去了安徽、雲南等地。平時，這些年輕人和家人是靠書信往來的，如果碰到要緊事，那麼就要拍一份電報了。很常見的電報是這樣五個字：“母病重速回”。發電報的人肯定是心急的，電報六小時就能到，加急的只要四個小時，價格要貴一倍。而收電報的人呢？有些人一看到來電報了，手是發抖的，怕死人，這種情況是很多的。
　　星期日：這是個人的電報，傳遞著家庭成員的信息。你也介紹了，那個時候公司的電報是很多的，主要是什麼樣的內容？
　　邵永生：1960、70年代，電報就像文件一樣，好confirm（確認）的，即便要打官司也有一個憑證，所以很多電報的內容都是在確認發貨時間、報價多少等信息。比方說上海的梅林食品廠生產的東西在國際上生意很好，人家買肉罐頭就要買梅林的，當時有很多他們的電報單。
　　星期日：有沒有一些讓你印象深刻的電報？
　　邵永生：1976年，周恩來總理去世那天。很多人都來電報局拍一份電報弔唁。上海一個玻璃廠的人來發電報給周恩來同志治喪委員會，內容里說，我們在三天裡面可以把水晶棺材做好。周總理（如果在世）是不會同意的，但老百姓有這樣子的感情。那兩天，上海一共發出了800多封弔唁電報，我們忙了整整兩天。
　　星期日：從1960年代工作到1990年代退休，你一直都在電報行業工作，那麼你有沒有觀察到，大家的電報內容有沒有發生了一些變化？
　　邵永生：粉碎“四人幫”後，各個省市駐上海辦事處陸續恢復了。在電報大廳里，時常會看到各地辦事處工作人員的身影。而他們所發的電報，內容大多與調撥物資有關。
　　1980年代，營業廳里常會出現帶著小孩的母親或是單身女子，她們是溫州人，來上海搭乘飛機去巴黎。溫州人會做生意，1980年代，有很多頭腦活絡的溫州人去探尋歐洲市場的“掘金路”，一般都是老公先去打拼，然後再把老婆帶去。這些女的在上飛機前就來電報局發個電報，告訴她們的老公，什麼時候會到，讓對方到機場接機。我還記得有個講溫州話的女人來發電報，溫州話很難懂的嘛，很多人聽不懂。還好我以前跟著徒弟學了點溫州話，就幫她把電報的內容翻譯成英文發出去，大致內容是講，MissLI（李小姐）乘某航班到法蘭克福，再換乘飛機到巴黎，早上七點跟你見面。意思是叫她老公去接，她老公先去巴黎開飯店了。我其實還蠻為她擔心的，一句英文都不會的，到了法蘭克福怎麼轉機啊。
　　還有，《少林寺》熱播後，有的男孩子和父母吵架後，偷偷離家出走到少林寺去學武，也有的孩子選擇到上海闖盪。那時候有個孩子和家裡鬧了意見，自己坐火車從安徽到上海，沒錢買吃的了，就來打電報給黑龍江的朋友，請對方寄錢來。後來我找他談話，跟他講：父母把你撫養大不容易，你應該回去。那天下班前，我還特地跟營業廳的保安打了個招呼，讓這個孩子在大廳住了一晚。
　　星期日：其實有這些事情並不是你份內的事情，為什麼願意幫助他們呢？
　　邵永生：這個的確不是我管的，但是我在工作中能接觸到這些，在不違反政策的前提下，幫人家解決一些困難也挺好的。
　　星期日：你之前說過，做電報營業員的工作其實是不和客戶交流的，只是接過他們要發的內容操作就行。但是我感覺你其實又是跟他們有交流的，你會幫他們解決一些不是業務上的問題。
　　邵永生：嗯，當時那個孩子拍好電報後在大廳里不肯走了，大廳的工作人員就來問我該怎麼處理。本來大廳里是不准留人過夜的，但一個十八九歲的孩子到上海來，舉目無親的，又找不到工作，我就跟保衛科說一聲，跟領導也講一聲。最後我送他到上海西站去，讓他坐火車回家了。
　　星期日：你做了那麼多與電報有關的工作，那你自己發過電報嗎？
　　邵永生：有的，我在電報局工作，我愛人也在東北的電報局工作，她每年一次探親假回來，先到南京看母親，再到上海看我。要回來時，她會打電報告訴我回上海的時間，然後我去接她。
　　星期日：除了這個，還會發其他內容的電報嗎？
　　邵永生：沒有了，有的時候會寫信，（那時）一封信只要八分錢，一封電報起碼十個字，要六毛錢。　　（原標題：訪電報營業員邵永生：本事好，才能服務好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