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星期日周刊記者 顧 箏 李欣欣
  電報曾經是一個牽動千家萬戶的的通訊方式。
  對於電報,人們又期待,又緊張。收電報,手都會發抖。
  “急人所急”,恐怕是許多電報工作者的心情,因此格外要求細心、準確,讓異地的人早些得到消息。
  邵永生的工作是發國際電報,為了做好這個工作,他練就了一個特別的本事——懂得英語、法語、德語、意大利語等多國語言,幫助了訊息的中外流動。
  為工作而去學習的人很多,但難免是為了應付單位的考核、競爭的壓力。而邵永生卻始終學得興緻勃勃、持之以恆。
  這份終身學習的精神是哪裡來的?
  發了那麼多年電報,他又觀察到了什麼?
  本期服務上海三十年,拜訪原和平飯店電報局電報營業員邵永生。
  會說英語、法語、德語的92號營業員
  明華路上的小區內,門口保安對900多號房子里住著的一位“邵老師”可不陌生。
  老先生80多歲了,人還很活絡,參加了多個老年合唱團體,時不時去唱唱法語、德語或俄羅斯歌曲。他說自己唱得不好,只是從小就喜歡唱歌,老了有時間了,就去學習學習。他還喜歡看報,自己家裡訂了好幾份報紙,萬一碰上哪一天郵遞員沒把報紙送來,他會去門衛那裡借閱當天的報紙,把新聞補上。
  前幾天,邵老師在小區里散步的時候遇到一個外國人,他和她直接就用英文聊上了。得知對方來自法國的時候,“Bonjour(法語,你好)”就從他嘴裡脫口而出,然後兩人用法語聊了好一會兒。
  稱邵永生為“老師”可一點都沒錯。從1960年開始,他做了28年的電報營業員,他最終是在教授國際電報通訊的教師崗位上退休的。和國際電報相關的工作,他做了34年。
  “電報有100多年的歷史,我工作的那30年,應該是電報使用最繁忙的時期。”邵永生坐在沙發上回憶說。
  他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年輕很多,人很隨和,但不大笑,偶爾笑起來,嘴角露出兩個酒窩。他穿著亮黃色的T恤,外面又套了一件馬夾,衣服上有零星的雨滴。採訪他那天時晴時雨,他騎著自行車到小區大門口等我們,把我們接到了他家。
  這位老電報人1960年就入行了。“當時,我是複員軍人,被安排到上海郵電南京東路電報局營業處工作,就在和平飯店。和平飯店一樓到三樓都是我們電報局的,總共有1500多個職工呢,1958年是大躍進時期嘛,當時定下了一個目標:中國電報業要在15年內趕超英國。”
  現在,電報局已經不復存在了。而當年這個和人們生活息息相關的地方,是什麼樣的?
  邵永生在一樓營業大廳工作,直接面對進進出出的人。他用手比划了一下,“營業大廳的進深,大概3米多。整個寬度,有好幾十米。大廳的一邊,有四個工作人員,是受理電話的,當別人要來打國內或國際電話時,他們來協助處理。還有一邊全部就是電報業務,分三排,每一排有六個窗口。第一排是個人業務,老百姓來打電報,現金支付,後面兩排是單位交發的電報。”
  邵永生被安排做國際業務,一開始他有點惶恐,學歷只到高中,工作中會不會應付不來?沒想到,過了幾年,他就開始在忙碌的電報營業大廳做出了“名氣”。
  什麼名氣?這個“普通”的營業員,懂得好幾國外語呢。
  那時電話還沒有普及,要緊急給異地的親戚朋友捎個信,電報幾乎是唯一的選擇。因此營業大廳總是忙忙碌碌的。而國際電報,也是上海和世界交往的一個重要渠道。
  當時,外國人來到上海,一般就選擇住在和平飯店、上海大廈、錦江飯店、國際飯店這四家酒店,住在和平飯店的外國人要發電報回國,也會就近選擇樓下的電報局。除此以外,還有大量單位的電報,邵永生記得,每到中午,位於外灘附近的銀行都會拿來5、6百份電報要發送。還有很多做外貿生意的公司,也總會拿著很多份電報來。遇到一些重大事情發生,電報房的工作會比平日更加忙碌。“1972年尼克鬆訪華時,電報局增加了一個外賓室。我記得尼克鬆在上海停留沒有超過24小時,但我們的準備工作做了很多,那時大家在大廳的地上睡了兩夜。”
  有時候,營業員收到一份電報,一看是德語寫的,要發往德國,就會往邵永生的方向一指,對客戶說:“去找那個胖子,92號。”邵永生笑了笑說:“那個時候我還挺胖的,我是92號營業員。”
  有時受理電話業務的工作人員碰到法國客人,雙方沒法用英文溝通,就會找來邵永生,讓他用法語和客人解釋一下收費標準。
  有時,客戶會特地來找92號營業員。一天早上,來了一個人,對著營業廳早班班長用手勢比划出了一個“9”和一個“2”,他是一名聾啞人。早班班長告訴他,92號營業員要到下午3點才來上班。等到邵永生上班的時候,聾啞客人已經等著了,他希望邵永生能幫他回一封信給法國殘疾人協會,感謝對方給他寄來的照片和紀念品。邵永生看著這事,有點為難:“我的工作是搞電報,寫信的事情我上班時間不能做,我利用業餘時間來做吧。明天10點你還是到這裡來等我,我今天晚上會把信寫好的,明天交給你。”聾啞客人非常高興,後來他特地寫了封表揚信感謝“92號營業員”。
  星期日周刊記者(以下簡稱“星期日”):邵老師,我們今天是因為“服務上海30年”這個欄目來採訪你的,你怎麼看這個?
  邵永生:我在電報局工作,幹了整整28年。我當時是電報局的班長,我想要好好為人民服務,那一定得鑽研業務,得更懂業務。“為人民服務”可不是嘴上說說,一定得要有技術本領。所以我在28歲的時候學了俄語,在40歲的時候學法語,43歲的時候學德語,法語和德語都是通過廣播電臺學的。
  星期日:你說得很好,只有業務好,才能很好地做好服務的工作。
  邵永生:我學外語就是為了便於工作。那時很多外貿系統的公司都來我們營業大廳拍電報,比如工藝品進出口公司,紡織品進出口公司等等,到德國和法國的電報挺多的。還有一次,來了一個意大利人,說了一些話,大家都聽不懂。我就去問他,能不能說英語,他搖了搖頭,又問他會不會說法語,他還是不懂。我考慮了一下,意大利北部是靠近瑞士的,可能會講德語,所以我用德語問他,他還是搖搖頭。那麼這下我就蒙了。如果當時我就已經學了意大利語,那麼就能和他交流,知道他要辦什麼業務了。
  記得我剛進電報局工作的時候,一下子做營業員,我覺得很困難,因為做營業員要直接面對客戶,要懂外語,又要會發報。有時候有一些問題我沒辦法處理,只能請教老同志,還好電報局的老同志英語水平都很高,因為以前考電報局是很嚴格的,有英語面試,不合格就不會被錄取。
  剛工作的時候我不懂,不過我是這麼想的,不懂就要好好學習,學好了,有了真的本事,業務專業,才能做好服務。所以,我工作的幾十年,說起來都是在學習的。
  星期日:當時在和平飯店的電報局裡,懂那麼多外語的,就你一個還是有很多?
  邵永生:就我一個。
  華盛頓經過列寧格勒是什麼意思?
  邵永生1994年退休,那時候他感覺電報業務在數量上並沒有明顯下降。偌大的營業廳,一直忙忙碌碌。
  作為電報營業員,邵永生要做的工作是,坐在一米多高的櫃臺後面,接過客戶遞來的電報內容,準確地在電報紙上打出地址和內容,然後把這張處理好的電報通過傳送帶傳送到後面工作間。再通過水管一樣粗的氣筒直接傳送到上面的電報房。
  一天要處理幾千份電報,如果工作不認真,或是業務水平不夠,是很容易出紕漏的。有一次邵永生差點出了差錯,他接到一份電報,看到地址上寫著Washington,他想當然地以為是要發到WashingtonD.C.(華盛頓,美國首都),還好他又看了一遍完整的地址,看到有西雅圖,才知道正確的地址是WashingtonState(華盛頓州,其最大城市是西雅圖)。“西雅圖那裡有波音公司,如果我加上DC的話,那電報就打到美國白宮去了,而不是打到波音公司總部了,那就很危險了。”
  邵永生回憶他工作的幾十年時光,很確定地說:“我沒犯過錯誤。現在我的腦子裡還放著全世界500多個地名,紐約、舊金山、莫斯科、多倫多、溫哥華,我可以用英文讀寫出來,而且不會有錯的。”老先生坐在沙發上,一個個地報出國外的地名,自信極了。
  邵永生的目標可不只是工作沒有紕漏而已,他想把工作做得更好。1960年代中蘇關係破裂,很多和蘇聯人結婚的中國留學生要往俄羅斯發電報,俄語和英語有很大的差別,怎麼樣把俄語用英語的打字機打出來,又能讓俄羅斯人看懂,邵永生想解決這個問題。
  他去四川路橋附近的一個衚衕里上俄語課。“不瞞你們說,一開始學俄語的有20多個人,最後只剩我一個。”邵永生說,那個時候學習也有“有利條件”,當時他們夫妻過著分居生活,他在上海,愛人在東北工作,沒有家庭負累的邵永生幾乎把工作之外的時間都用在學習上,他翻出了多年前的日記,可以看到泛黃的筆記本上摘錄著不同語言的資料,每天的日記也幾乎都寫著“早上起來看一會書……中午回來也睡不著,就堅持看一點外語……”,“今天早班,聽了一點外語就上班……”這樣的學習內容。學習是為了工作,學好了,工作更能得心應手,邵永生對此深有體會。
  星期日:你花了很多時間在學習外語上,學習的動力來自於哪裡?
  邵永生:記得剛進電報局的時候,我們局長在做報告的時候對我們這些複員軍人說:你們從部隊會來之後還要好好學習。他舉一個例子說,有一個複員軍人服務的時候,碰到一個外國人罵他:“Youareapig.(你是只豬)”他不懂,還點頭。
  星期日:這個例子是真的?
  邵永生:據說真有此事。局長說這個例子就是告訴我們,一定要懂很多,否則不光服務不好,可能還要丟人。所以那個時候我就去紅專學校專門又學英文,後來又跟著廣播電臺,專門學習法語和德語。我岳母文化大革命之後落實政策,分到了一些錢,她問我要什麼。我說:“媽媽,我什麼都不要,只要一個半導體收音機學外語。”後來岳母給了我20元錢,我花了14元買了一個江蘇南通無線電廠生產的半導體收音機,就是用它來學習法語和德語。
  星期日:為什麼要學習法語和德語?
  邵永生:為了更方便地工作,不像英語一個字有很多意思,法語是一個字一個意思,表達上更為準確,所以聯合國的文件標準以及一些地名都是用法語的。而且之前都德的《最後一課》給我很深的印象,裡面說法語是最美麗的語言,那我就很想學一學這門美麗的語言(邵永生用法語背誦了《最後一課》的最後一句話:法蘭西萬歲!)。
  說到學德語,是因為那時我看到中國和德國的貿易漸漸增多,有很多發往漢堡、柏林等地的電報。有一點是很明確的,在這個工作上,知識面越廣,工作得越好。
  星期日:你說學外語都是為了便於工作,那麼在你學了外語之後,服務做得是不是更好了?
  邵永生:懂得多了,業務肯定就更方便了,對吧?外國人到和平飯店營業大廳來,要進得來,出得去,這樣,我的工作就算是完成了。如果他說一個事,你一聽三不知,那就不好了。那個時候,法國人來營業大廳打電話,打了之後告訴他多少錢,或者說一些別的什麼,那麼他們來到中國聽到有人能和他們說法語,是很開心的。有的人問我,這個電報什麼時候能到,那我也可以用法語告訴他,六小時之後到法國巴黎。
  星期日:學了外語之後,可以和外賓很好地溝通?
  邵永生:是的,可以更好地溝通。我能用他們國家的語言和他們溝通,他們是很開心的。
  在學習了俄語、法語、德語,掌握了多門外語之後,邵永生在工作中還是發現了一個難題。有一次他看到一份電報要發送的地址,百思不得其解。地址是這樣的“WashingtonVIALeningradCo.,LtdMilano”邵永生想,華盛頓經過列寧格勒街道是什麼意思呢(英文中 via 是經過的意思),怎麼一會是美國的地方,一會又是俄羅斯的,然後又是意大利。
  邵永生想了想,問題的關鍵可能出在這個via上,這是一封要發往意大利的電報,在意大利語中,via可能不是經過的意思。那麼它到底是什麼意思?
  邵永生興起了學習意大利語的念頭。“那個時候是1978年,我打電話到意大利總工會,打電話到市政府外事組,他們告訴我,意大利語是小語種,在上海大概只有8個人懂。那我該找誰去學呢?後來我想到一個辦法,當時南京東路上有一家上海國際旅行社,二樓有一個科室是歐洲科,我直接跑過去,詢問歐洲科那邊有沒有人會說意大利語。還真巧了,那裡有一個30多歲的年輕人說他懂。然後我把來意和他說了,我說我是做電報工作的,工作中碰到一個via的字搞不懂是什麼意思,想請教他。”
  邵永生就這樣碰到了他的意大利語老師,這個名叫朱裕華的年輕人不僅解釋了via的意思——在意大利語中,via是街道的意思,所以讓邵永生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其實是一個地址,“華盛頓街道,列寧格勒公司,米蘭”,類似“南京路,第一百貨商店,上海”的表達方式。他還答應教邵永生一些簡單的意大利語。
  此後的三天,每天中午邵永生吃完飯就趕去上海國際旅行社,朱裕華特地整理出一些電報專業詞彙和句子,系統地教授,每天教他一小時。直到現在,邵永生還收藏著這本發黃的簡易“教材”,封面上寫著“92”,代表他的工作牌。
  星期日:我們聽了,覺得挺有意思的,在1970年代,你就這樣貿然地找上門去,而他也願意教你,還為你專門整理了一本教材。
  邵永生:反正就是求知識,也沒有什麼其它想法,也沒有什麼其它目的。
  星期日:你就學了三小時的意大利語,感覺怎麼樣,難嗎?
  邵永生:還可以。後來我就自學,通過意大利語和英語字典來學。
  把在電報大廳過夜的男孩送到上海西站
  2009年1月20日,這天剛巧是大寒,天冷得厲害,離除夕夜只有五天,黃昏時分,外灘的人們照舊形色匆匆、低頭趕路,很多人並沒有註意到,南京東路30號電信營業大廳的鐵門正徐徐關上。這刻起,上海僅存的兩個電報收發點只剩了延安東路電信營業大廳一個。
  電報開始退出歷史舞臺的時間,比這要更早一些。
  邵永生清楚地記得,1990年代中期,一種叫大哥大的通訊工具開始流行。從那時候開始,比他年輕的一些同事們陸陸續續離開電報房,有的調去了電信公司的其他部門,有的則乾脆改了行。
  “1980年代末時,南方就開始有大哥大了,當時我到深圳去看望三十五年沒有見面的同學,吃飯的時候,他從包里拿出這麼大的一個大哥大,讓我打電話給愛人報個平安。”邵永生用手比划了一下,
  “1990年代,上海也有大哥大了。最主要是FAX(傳真)的普及,就意味著電報要淘汰了。”
  邵永生還記得,那些老同事的離開是從1996年開始發生的,而他退休那年,是1994年,恰逢電報時代落幕的前刻。邵永生服務的三十四年,正趕上了電報興盛的年代。
  星期日:在電報還沒有普及的年代,電報承擔著傳遞信息的重要功能,那個時候,什麼樣的人要發電報呢?
  邵永生:那個時候,上海有一大批知識青年,有的去了北大荒,有的去了安徽、雲南等地。平時,這些年輕人和家人是靠書信往來的,如果碰到要緊事,那麼就要拍一份電報了。很常見的電報是這樣五個字:“母病重速回”。發電報的人肯定是心急的,電報六小時就能到,加急的只要四個小時,價格要貴一倍。而收電報的人呢?有些人一看到來電報了,手是發抖的,怕死人,這種情況是很多的。
  星期日:這是個人的電報,傳遞著家庭成員的信息。你也介紹了,那個時候公司的電報是很多的,主要是什麼樣的內容?
  邵永生:1960、70年代,電報就像文件一樣,好confirm(確認)的,即便要打官司也有一個憑證,所以很多電報的內容都是在確認發貨時間、報價多少等信息。比方說上海的梅林食品廠生產的東西在國際上生意很好,人家買肉罐頭就要買梅林的,當時有很多他們的電報單。
  星期日:有沒有一些讓你印象深刻的電報?
  邵永生:1976年,周恩來總理去世那天。很多人都來電報局拍一份電報弔唁。上海一個玻璃廠的人來發電報給周恩來同志治喪委員會,內容里說,我們在三天裡面可以把水晶棺材做好。周總理(如果在世)是不會同意的,但老百姓有這樣子的感情。那兩天,上海一共發出了800多封弔唁電報,我們忙了整整兩天。
  星期日:從1960年代工作到1990年代退休,你一直都在電報行業工作,那麼你有沒有觀察到,大家的電報內容有沒有發生了一些變化?
  邵永生:粉碎“四人幫”後,各個省市駐上海辦事處陸續恢復了。在電報大廳里,時常會看到各地辦事處工作人員的身影。而他們所發的電報,內容大多與調撥物資有關。
  1980年代,營業廳里常會出現帶著小孩的母親或是單身女子,她們是溫州人,來上海搭乘飛機去巴黎。溫州人會做生意,1980年代,有很多頭腦活絡的溫州人去探尋歐洲市場的“掘金路”,一般都是老公先去打拼,然後再把老婆帶去。這些女的在上飛機前就來電報局發個電報,告訴她們的老公,什麼時候會到,讓對方到機場接機。我還記得有個講溫州話的女人來發電報,溫州話很難懂的嘛,很多人聽不懂。還好我以前跟著徒弟學了點溫州話,就幫她把電報的內容翻譯成英文發出去,大致內容是講,MissLI(李小姐)乘某航班到法蘭克福,再換乘飛機到巴黎,早上七點跟你見面。意思是叫她老公去接,她老公先去巴黎開飯店了。我其實還蠻為她擔心的,一句英文都不會的,到了法蘭克福怎麼轉機啊。
  還有,《少林寺》熱播後,有的男孩子和父母吵架後,偷偷離家出走到少林寺去學武,也有的孩子選擇到上海闖盪。那時候有個孩子和家裡鬧了意見,自己坐火車從安徽到上海,沒錢買吃的了,就來打電報給黑龍江的朋友,請對方寄錢來。後來我找他談話,跟他講:父母把你撫養大不容易,你應該回去。那天下班前,我還特地跟營業廳的保安打了個招呼,讓這個孩子在大廳住了一晚。
  星期日:其實有這些事情並不是你份內的事情,為什麼願意幫助他們呢?
  邵永生:這個的確不是我管的,但是我在工作中能接觸到這些,在不違反政策的前提下,幫人家解決一些困難也挺好的。
  星期日:你之前說過,做電報營業員的工作其實是不和客戶交流的,只是接過他們要發的內容操作就行。但是我感覺你其實又是跟他們有交流的,你會幫他們解決一些不是業務上的問題。
  邵永生:嗯,當時那個孩子拍好電報後在大廳里不肯走了,大廳的工作人員就來問我該怎麼處理。本來大廳里是不准留人過夜的,但一個十八九歲的孩子到上海來,舉目無親的,又找不到工作,我就跟保衛科說一聲,跟領導也講一聲。最後我送他到上海西站去,讓他坐火車回家了。
  星期日:你做了那麼多與電報有關的工作,那你自己發過電報嗎?
  邵永生:有的,我在電報局工作,我愛人也在東北的電報局工作,她每年一次探親假回來,先到南京看母親,再到上海看我。要回來時,她會打電報告訴我回上海的時間,然後我去接她。
  星期日:除了這個,還會發其他內容的電報嗎?
  邵永生:沒有了,有的時候會寫信,(那時)一封信只要八分錢,一封電報起碼十個字,要六毛錢。  (原標題:訪電報營業員邵永生:本事好,才能服務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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